米芾一向高傲自大，他认为“张颠俗子，变乱大法”，但对孙过庭却很认可。《书断》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着近前而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清代的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写道：“唐初诸人无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书谱》，天真潇酒，掉臂独行，天意求合而无不宛含。此有唐第一妙腕。”

王羲之如是，孙过庭如是，其它的一些大师亦如是。过去如是，现在亦如是。王羲之、孙过庭算是幸运者，虽然时间长了些还有“贤者改观”，终有出头之日，那些遇不到贤者，贤者不“改观”者，岂不是老死于斗室草野，淹没于喧海了。

书法如是，“相马”亦如是。一千多年前的韩愈发表了自己的相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之也。”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千百来人们却拿它没有办法。只有求贤、等贤。有了千里马不行，还得先找伯乐。一般人对此无奈，“圣人”对此亦无奈。孔子对此感叹曰：博学深谋而不遇者众矣，何独丘哉！”

“相马”如是，其它方面亦如是。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制度为社会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集团朝庭提供了一个通道。科举考试也就成了举国大事，以文章取仕，朝野上下人人皆知。一篇文章定终身，谁的文章能评第一？谁的文章该评第一？谁该入榜？谁能入榜？谁被落榜？每一次考试的前前后后都围绕着这一问题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喜剧、悲剧和闹剧。朝野上下一起参予，大家都在作文章。考生作的是应试文章，考官则作的是评判文章。考生的文章是死的，考官的文章是活的；考生的文章是被动的，考官的文章是主动的，考生的文章变数很小，考官的文章变数很大，考生的文章是被决定的，考官的文章才是决定的。考官们作什么文章呢？作文章评判的标准和评判方法的文章。由于评标准是模糊的，评判方法是主观的，考官们文章的空间就很大，大到了可以把“天”戳破。科举考试出现过许多问题，考案几乎每次都有，其中几次大的考案轰动了全国，牵扯到朝庭，牵动了皇帝，不少人为此掉了脑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和结果呢？我们说一切的一切都出在评判上，出在评判的标准和评判的方法上。其评判标准是定性的，其评判的方法是主观的。标准就是一把尺子，尺子就应该有刻度，刻度就是“量”，有了量的概念，测量才能得出准确的结果。现在这把尺子是定性的，定性只给出了区间和范围，区间和区间，范围和范围之间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加之，评判的方法又是主观的，主观就不可避免倾向性和随意性。这就是说评判使用的是一把没有刻度的橡皮筋尺子，用这样一把尺子，就得不出准确的测量结果。评判是一种“良心评判”，良心评判就难免滥评、乱评、妄评、错评。良心评判加上橡皮筋尺子就使得评判失去了公平和公正，也就没有什么信度。

传统的书法评判我们说了属定性评判。在定性评判中具体的评判用的是形象比喻说话，在形象比喻中大都是以物喻书，如风、雨、雷、电，龙、蛇、禽、兽，山、水、石、木，刀、枪、剑、戟，等等，乃至屋漏痕、锥画沙，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可以说世界万物都可以作为喻体。这种形象评判相互间很难比较，谁能说清楚龙好还是蛇好？山好还是水好？无法比较，只能各说各的。依此写出来的书评文章，千篇一律，百文一面，虚词连篇。同一篇文章，换个姓名对谁都适用。读起来好象说得很有道理，放下文章细加思考又不是那回事，好、坏、高、下无法区分。风、雨、雷、电诸多不同的个体犹如风马牛一样互不相及。要想让他们能够比较，只有从各自不同的具体中抽象出一种共有的概念，即必须从形象上升为抽象。以抽象概念为标准，比较才能进行，比较才具有意义。以往的书法品评始终没有脱离其具体形象，没有从形象上升到抽象，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抽象标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往的书法品评始终存在着一个说不清、辩不明的问题，存在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