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创作过很多作品,这其中有的生动描绘了性行为,有的表现对财产的破坏,还有的作品通过损伤他们自己的身体或者花钱请别人来改变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但是,艺术什么时候从革新者的地位跨越到了不被接受的地步了呢?
去年夏天的时候,捷克的激进艺术团体Ztohoven偷偷地把一张蘑菇云的电子影像嵌入到捷克电视台CT2频道本来很平常的早间天气预报的画面中,对此,公众的反应并没有像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在1938年播出的广播剧《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所激起的反应那么强烈。
Ztohoven的电视恶作剧并没有引起恐慌,也并没有立即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去年12月,位于布拉格的国家美术馆甚至因为这段名为《媒体真相》(Media Reality)的视频颁给了Ztohoven 18000美元的奖金。尽管如此,他们在今年的3月还是惹上的官司。由政府运作的捷克电视台控告他们“造谣并传播虚假信息”。最终该团体被判无罪。
不管Ztohoven的气象处理被认同为一件艺术作品还是一场不负责任的恶作剧,它确实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一件作品的震惊效果会超出原先设定的警醒效果?而在人们为逼真的电影、摇滚音乐、以及故意做成令人觉得恶心的现实电视节目。比如《恐怖因素》,该节目因其“粗俗表演”而闻名,节目中性感的参赛者被蛆爬满全身或者是被迫跳到污水,变得疲惫不堪的这样一种全球的文化氛围中,这样的问题就更加显现出来了。
艺术作品并不会使你脱离道德的准绳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当克里斯·伯顿(Chris Burden)当众开枪射击自己的手臂,或者是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在一家画廊的地板下手淫而他的观众在他上面走过的时候,表演艺术、装置作品以及视频艺术把艺术的包装持续地推向了新的并常常是违法的领域。并且,一点都不让人奇怪的是,人类的身体常常是被选择的工具,不管是赤身裸体的卡伦·芬利(Karen Finley)在自己身上涂满巧克力、安德里亚·弗雷泽(Andrea Fraser)和一个花两万美元购买版权的收藏家做爱时候的录音、或者是圣地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给卖淫者纹身。
但是,什么时候艺术家们会为他们的艺术作品原来想要表现的东西感到愧疚呢?而且不管是从《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还是从艺术家传统的挑战现状的角色来讲,是否有一个度来衡量艺术怎么样才算太过呢?是否有应该遵循或者是强制执行的准则?或者说,旁观者的眼中是否有像是“美”这样的道德准绳?
“一件物品成为艺术作品并不会使你脱离道德的准绳,”批评家亚瑟·丹托(Arthur Danto)说道。一个人把墨水涂到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一只羊身上把它弄成黑色——这属于损坏财产,即使这属于表演艺术。你可以杀死一个人,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艺术作品,但是你仍然是一个杀人犯。道德高于美学。这是我的观点。”
原公共艺术基金会(Public Art Fund)主管、现任巴德学院(Bard College)馆长研究中心执行主管的汤姆·艾克斯(Tom Eccles)观察到,“我们知道道德的界限,但是艺术世界中有些人喜欢在这些地方拉响警报,然后用艺术的概念对其进行逾越。对我来说,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使用尸体(用于拍照)就是我所认为的不道德行为的一个例子。他在没有得到死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他们身体的部位。”
公共机构的“道德契约”
收藏家梅拉·卢贝尔(Mera Rubell)和她的丈夫多恩(Don)每天都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他们结婚好几年了,来到他们在迈阿密的私人博物馆卢贝尔家族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