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的画廊常常展出新的表演艺术，其在2002年最初欢迎了这位西班牙艺术家。“圣地亚哥·西耶拉拥有在艺术世界中被像我这样的人广泛遵循的道德，这些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或者70年代初出现的，”他说道。“这就是艺术的法则——艺术家拥有不受干涉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的自由。”

　　这种观念在西耶拉的一件作品中得到了试验，西耶拉在这件作品中让工人像人肉悬臂梁一样一整天举着柱子。很难找到人来参加(“你不能就走到大街上问别人‘嘿，想找工作么?’” 戴奇说。“在这里，这种方式不管用。”)，所以戴奇只好去找职业介绍所。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18个人来做这件事，” 戴奇说。“开幕的时候每个人都来了，然后他们开始顶着墙举着这些柱子。然后突然间有几个人扔下柱子，然后在这个房间的中间就开始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很明显是美国黑人，带头开展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被花钱雇来做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的讨论。他们认为在那里被用来做艺术品里面的小道具是有失身份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扔掉这份工作走了。”

艺术家有时也反思比较极端的作品

　　有趣的是，有时候是艺术家本身反思他们比较极端的作品。阿布拉莫维克在200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举行的表演艺术双年展中重新演绎了《七件小作品》(Seven Easy Pieces)中著名的表演。这其中包括阿肯锡的手淫作品《苗床》(Seedbed)(1972)，还有一件她自己的作品，《托马斯的唇》(Lips of Thomas)(1975)，在这件作品中，她用剃刀在自己的肚子上刻了一颗星星，然后躺在一个冰十字架上面，再然后鞭打她自己，这对于观众或者是艺术家自己都是一种忍耐力的测试。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的主要精力从测试身体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但是在古根海姆的表演之后，阿布拉莫维克被一些艺术学生的请求包围了，他们都想重新演绎她的作品。就是说，即使她自己不再表演惩罚肉体的作品，这些作品依然会有别人来表演。“你不想成为一个错误的例子或者榜样，一个人们为了错误的理由想要去追随或者重复的榜样，”她说道。“我只会批准人们去做那些我认为没有危险的作品，那些有危险的作品我只能自己做的时候才能负责任。”

　　按照阿布拉莫维克的说法，艺术家并不是唯一需要负责任的人。那观众呢?“我一直认为公众能比艺术家本人走得更远，”她解释道，“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制，而且还要遵循道德准绳。但是如果你把整个局面的控制权交给公众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把你杀了。” 阿布拉莫维克就曾经在表演中经历过这种事情，就像在作品《O旋律》(Rhythm O)(1974)中，她给了观众可以对人造成伤害的工具，其中包括一把手枪，然后她确实受伤了，只是伤得不严重。“但是我的观点是，不管你对自己做什么，你绝对不应该对别人做这些。我完全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对别人造成伤害或者构成危险的任何方式。”

　　另外一些表演艺术家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违法”作品中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最近，阿肯锡说他对他自己早期的作品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