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伸张正义以至献身的人赞美为“君子”,以至品评某人正派规矩时,赞许为“君子之风”。
宋代朱熹说:赋者,直接抒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赋、比、兴的手法始终在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中起着作用。
因此松竹梅兰菊就成为传统文人赋、比、兴的重要载体。古人之所以为我们留下以它们为主题的作品,皆因传统美德之教:梅花的高洁已由宋人林和靖咏到了极致;兰蕙的芳菲已让屈原大夫求索到难以超越的境界;菊花的风采已让陶渊明东篱采尽,以至逼得曹雪芹在写林黛玉作《问菊》诗时,奇想出“孤标傲世皆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这般令人百转柔肠的句子。
自古以来,以自然界高洁、挺拔、含蓄、幽香的植物拟人之品德,以比兴的手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大量地表现在诗歌、绘画中。李苦禅先生亦如是,只不过他的笔下多绘雄强之势的苍鹰,威凛古拙的松石,正气有节的修竹,但也不乏梅、兰、菊等花卉,皆洋洋一番君子之风。
繁易,简难。苦禅先生的这两幅精品一改雄强之势,以极简括,极松弛的手法完成,犹如一首西乐中的小夜曲,或是宋词格式中的一首小令。
近百年来西学东渐,西式学堂的开建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当然就教育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美术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习画的门派师承到吸纳素描、速写、油画等西画在我国引进的课堂教学,使美术教育综合与吸纳了多种艺术因素,增加了学生们的胆量和丰富了创作的手段。在苦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即可以得到验证。
这是两张同为渔鹰而绝不相同的作品,环境不同,意境不同,构图处理不同。但是大家都能看出,这两只展翅的渔鹰,造型和角度完全一样,可是观者不会感觉苦禅先生是在重复自己。他在这两件同样题材的绘画中表现了不同的构思,采用了不同的手法,达到了截然不同的境界。区别在哪儿呢!
1、大环境绝然不同,一只位于河湖之滨,一只踞于老干之上,空间位置高低的不同所造成的视觉定位让观者决不会感到雷同。
2、画面主体——两只渔鹰在不同的环境中,情绪不同,一只要瞄准同伴的位置,择其空间,疾飞跃入水面,它那机警的眼神,正在判断与选择。看它身上还有水点子呢!
那只树干上的渔鹰呢,正在洋洋得意,似乎在笑,在叫,在唱。它的眼神是轻松愉悦的,一副休憩恬静的样子。画到此处,老人往往也正在乐呵呵地说笑呢!
3、表现手法不同,水边渔鹰以运墨为主,树上渔鹰则以光影为主,我们在处于高处的渔鹰抖动的翅膀中感受到西画光影与结构透视的有机融合,虽然苦禅先生运用的仍是水墨。
艺术家侯一民以观察苦禅先生作品的多年体会说,“西画中素描、速写的基本功练习壮大了他的胆量和气魄。”画中的两只渔鹰的翅膀都非常符合造型结构,特别是翅膀的动势,但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切都是用大写意笔墨完成的。
“天逸囚窟生”的来由
抗战时期的李苦禅
李苦禅先生不但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而且是血气方刚,爱国爱民的硬汉。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地下抗日工作。
教堂接头 联络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让苦禅先生出来给他们撑撑门面,被严词拒绝。第二天,李苦禅先生辞掉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决心不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
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苦禅先生的学生黄骐良与黄浩同乡同宗。通过黄骐良介绍,苦禅先生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
地下特工 小院藏身
他当时居住的柳树井2号就成为“黄浩情报组”的联络点。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在这儿藏身、中转,然后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