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的形象跟他的画作一样，高大、气派，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但骨子里艺术家的气质，又让他变得儒雅亲切。在他的引领下，我们走过弯弯曲曲的走廊，推开一扇扇侧门，走进他在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室。“顶天立地”的大幅宣纸在墙上张贴着，上面是还未完成的画作，他向我们说明画作的内容，又远远近近地仔细端详着——这些完成的、未完成的画作里，寄寓了施大畏的思索。

“要不是改革开放，我现在可能还在画连环画。”施大畏如是说。施大畏是“文革”后期崛起的一位连环画画家。他以前是上海造船厂的一名油漆工人，“油漆工也算跟画家有共通之处”，施大畏调侃道。因为有绘画的天分，那时候施大畏就被要求去画宣传画，后来油漆工人也不做了，就专门去做宣传工作。此后，他又介入连环画的创作，算是走进了美术创作的专业领域。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思维开始变得活跃，对一些问题也敢于思索、敢于表现，而且是打破了以往的思维模式，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这样，我们对于问题的思考才具有普遍性，我们对于民族自身经历的思考才会得到世界的共鸣。”施大畏曾创作过一幅《老乡》，表现的是毛泽东与老乡在一起。画面上的毛泽东平易亲切，“我就是要把毛泽东还原成老乡的面貌，表现出伟人身上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种东西具有普遍意义，能够感染更多的人。”施大畏的英雄主义中，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和体察。

实际上，对于伟人的塑造、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始终贯穿于施大畏的创作生涯。此后，他的一系列大型画作都是沿着这一思维进行的。施大畏不喜欢画虫草花鸟，不追求绘画的闲情逸致，而是醉心于从恢宏的历史中寻觅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轨迹。施大畏说自己崇拜英雄主义，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要是能够体现永不服输的英雄气质就能让他心生敬意。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施大畏开始将他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生命》系列大型组画的创作中去。从远古的《大禹的传说》到战国屈原时代的《国殇》，从唐朝的《兵车行》到清朝洪秀全起义的《天京之变》，从举世闻名的《长征》、《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到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取材无一例外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某个重要阶段或重要事件。这些作品在外在形式上都是大场面、大尺幅，统一的２１０厘米×４８０厘米，通常放在展览大厅的中央，沉重厚实，以宽银幕和纪念碑式的气势摇撼观者的灵魂。施大畏的这些历史题材大画的母题无疑是悲壮的、苦难的、宏阔的，而且大都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它们展示了画家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追索。几乎每一幅作品都有着占据画面突出部分或成为视觉中心的主要人物。他创造性地以黑白两色作为这些作品的主色调。他认为，只有黑与白才能承载如此严肃、如此深重的话题。

前不久，“春华秋实——上海中国画院藏品展”在美国知名的纽约切尔西艺术博物馆推出，引起了美国主流艺术媒介和艺评家的关注。这一状况令施大畏感到意外，也感到惊喜。“原来我怕外国人不能接受，但他们从我们一些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看到了温馨的人性，看到了浪漫，而不是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我想，只要我们对于本民族的经历和文化有信心，自信地将这些东西展示给世界，就会得到世界的认可和欢迎。”

施大畏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更多当代画家的作品进入博物馆，能够为后人了解今天的社会提供一份艺术上的“信史”。因此，他从不敢有任何懈怠，深感身上责任重大。有人评论说：“绘画对施大畏而言不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