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才率看，千分之一的画家能卖画，能自谋生路，便是谢天谢地。目前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机会既不太多，也很不少，我刚回国时还在上学的青年，好几位已经一幅画能卖数万元，甚至更多，当然，这些个例画得很不坏。总之，一个暧昧的成功游戏忽然降临，但一个淘汰机制还没以正常方式出现。何止艺术，太多暧昧的行业和个人在中国受惠于近年梦境般的市场，如藻类……论人口概率，西方艺术家远多于中国，论艺术家的成功概率，则中国人似乎高于西方同行，别忘了，没一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学院系统和官方机构长期承受千万艺术家的职业“流量”，而且还会承受很久。就税收看，美国政策对艺术家优惠，因为贫穷艺术家占绝大部分，年收入往往低于交税额。

人物周刊：巫鸿曾经提到过“作品化”的危险，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着急，没事儿就要做大作品，这很让人担忧。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陈丹青：谁要画得大，请尽管大吧。绘画的驱动力部分是体能而不是智力。只是再大的画大不过广告，如今电脑喷绘广告可以大到覆盖整座摩天大楼。八九十年代欧美也作兴制作超尺寸大画，原因很简单，现代画廊和美术馆展览空间是过去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近十多年大画不那么时兴了，我在纽约画廊见过邮票大小的油画，画得好极了。

我是画大画的一代，14岁就在大型工厂制作的六七米甚至十来米大铁板上画领袖像，毛主席的眉毛就有一米多长。中国艺术家眼下兴致正高，加上着急：瞧着同班或下届毕业的哥们发迹发财，你便是菩萨投胎也难装得若无其事。往大了画吧，要是卖不了，很快你会发现没地方存放这些又大又沉布满灰尘的废物。

人物周刊：在策展人冯博一眼里，确实有一批80后、90后的当代艺术作品新鲜、有激情、富有创造力。就您视野所及，有没有发现可以燎原的种子?

陈丹青：青春不等于才华，但才华靠青春壮胆。青苗一拨拨窜上来，总有才华横溢的人。我所以痛恨艺术学院这一套，那是青春的屠杀。拿什么鸟学位!20岁左右就该放手创作，美术史上多数经典是25岁前后的小青年弄出来的。

至于燎原不燎原，我可不知道。吃掉70年代生人的是80后，而今90后眼瞧着窜上来，一嘴汗毛，皮嫩肉紧。代际的紧张感是近年趋势，我在校园常遇见20来岁的女孩说：啊呀，我老了。

整体看，每一代艺术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鲁迅所谓的“一盘子绿豆芽”。

人物周刊：您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致命问题是什么?它和现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丹青：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中国的现实。真的“当代艺术”有内在逻辑，自为自律，“中国当代艺术”则整体上是国情的肌理之一。它长期被压抑、被扭曲，因为它既来自国情又受制于国情;它骚动、富活力，竭力拱破国情;它跳跃猛进，但看不清从成长走向成熟的轨迹;它几乎无所不为，但并不自由;它对它所追赶的西方典范满怀厢愿，但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滋生蔓延;它被忽然夸张放大，但总比不曾发生，或被严厉管制要好得多;它远未发作，但切忌乱来、翻船，不然很糟糕……这些症状不都是国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