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岫，女，1945年1月出生，浙江绍兴人。1967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新闻学院古典文学教授、北京大学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汉俳学会副会长、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书协主席。

访谈背景
早就知道林岫的文字好，她的《紫竹斋艺话》读来长知识又有趣，相较一本正经说事，这“趣”大堪玩味；又听同事讲，林先生能说敢说，私下里就想，与林先生聊天应该很有意思。契机出现在林岫先生推出她的大型作品集《林岫诗书墨萃》时，我传真过去采访题目并电话联系，林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不料，林先生实在太忙，中国书协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率“中国书协赴西部讲师团”国庆长假到甘肃定西讲学、“兰亭奖”、文代会、评选……林先生竟不得暇，从9月初到现在，近三个月的时间，林先生终于挤得一点空闲，写成访谈稿寄下。

毛羽（以下简称毛）：有幸读到您刚出版的《林岫诗书墨萃》，翻开书，就看到您挥毫作书的照片，那沉思的神情打动了我，也感染了我的同事。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您的花甲纪念吧？听说您不打算开研讨会，是吗？
林岫（以下简称林）：是的。人逢花甲，出本集子，算是作个小结吧。去年六十岁了，感触很多，每月都写有一首感悟人生的七律诗，一年写了12首。第一首诗曰：“人生六十真非易，耳顺当知顺自然。幸得头颅尚顽固，何曾棱角任方圆。退藏犹解风前味，怀抱焉消塞上篇。往事思来纷若梦，分明历历未如烟。”回首与展望，很能表明我当上六十岁老太婆的心情。不打算开研讨会，是因为平时很少听到好话，忽然美言充耳，恐怕对我身心健康不利。以前出过三四本小集子，六十岁了，才出此大集子，没啥可张扬的。
毛：您在集前选辑的十五位前辈语录作为《师语精蕴》，这些教诲都很精辟，让人开卷得益。我看他人的作品集，似无此编排，这是您想表明对师长的感恩怀念之情吧？
林：是的。我受的传统教育是为师不可负弟子，从学不可忘师长，所以我选辑了前辈的32条语录，并在《编后小记》中写道：“冠‘师语精蕴’于集首，以陈思源感恩之意。”因曾经有机会亲聆书画老前辈教诲，又转益多师，故对我学艺成艺都帮助极大。这些老一辈艺术家严律于己，严诲于人，皆可为艺者楷模。他们讲过很多精辟的甘苦语，可看作书苑菜根谭，大都已写入我的《紫竹斋艺话》和《紫竹斋诗话》。这次辑选的32条语录是对我帮助最大，甚可终身受用的精蕴。有位南开老校友看到书之后打电话给我：你怎么把师长批评你的话都选进去了，有没有搞错？当然没有。以为只有褒扬的话最有用，那就错了。对艺者来说，最有震撼力的，能让你立足艺界、拓展眼界的，往往是那些虽不中听却确实能助你成才的棒喝。
毛：您认为与老前辈的交往中受到的最大教益是什么？
林：很难几句话说得清楚。我觉得最大的教益是知道如何做人为艺。他们的为人处世，在今天有的人看来，甚至不可思议，那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高标风范。例如他们昂首做人，有志气清骨，都坚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汉戴圣《礼记》）为至理；他们惟论是非，不计利害；毕生为艺执著，待人挚诚；爱才教才，不问贵贱；实话实说，不会见风使舵，见人下菜碟；即使是多年的老朋友老领导，也可直言批评；即使在践踏文化、人格、尊严的岁月，他们为了尊严和人格，可以去担粪搓煤球，可以去自绝，但绝不会去说假话伤害他人。中国文明史久远非常，历代大艺术家终究不如历代的官吏多。这些能让我们后代子孙自豪的古今大艺术家，虽然不多，却使中华文化艺术代代灿烂辉煌。我认识的这些老前辈都不会走远，他们的教诲至今铭刻于心，时在耳畔。单单那个“惟论是非，不计利害”，就足够我肃然敬仰和学习一生了。所以，1976年深秋我从大兴安岭来北京时，看到劫难之余的老前辈们还如此泰然和宽厚，我如获顿悟，觉得我那八年吃的苦真的算不了什么。
毛：我知道您原本不愿意提及大学毕业后在大兴安岭劳动八年的事。去年换届前一封用心险恶的匿名信曾用此事来伤害您，您才公开了这段生活。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林：抛开当时“打击一大片”的历史背景，换个角度来看，“发配”大兴安岭是一次磨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当时“发配”是挨整，没什么丢脸，根本不存在什么“讳疾莫深”。在“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初夏，我因“白专典型”等种种恶名，在南开大学被查抄宿舍，接受审查。8月下旬始许去大兴安岭劳动。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深山老林的瓦盆沟，我当过烧炉工、打枝桠工和检尺工，备尝人生五味。瓦盆沟，男工78人，女工则我一人。因为工人们的爱护和帮助，我不但掌握了技术和在零下40多度生存的本领，学会了坚强和面对，还真正懂得了爱和恨。八年的劳动生涯，刻骨铭心，让我终生难忘。伤痕的东西原本应该是深埋心底的。有人一定要揭，我何讳之有？权当作一次反思吧，但说无妨。没有大兴安岭，没有我今天。我以发配大兴安岭为自豪，谤言奈之何也。[1] | [2]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