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延伸”四川美术学院实验作品展

　　“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维《山水诀》〕

　　绘画，一种直接的视觉表达及沟通模式，伴随着人类走过漫长的文明成长历程，并生动地呈现出人们在不同时代中所处的周遭景物及种种发自内心的种种想象。

　　在中国古代，水墨创作一直备受重视，而绘画的范围亦十分广阔，宋代《宣和画谱》按绘画所表现的对象系统地分成：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等十个门类。在西方，人们经常将逼真地描绘对象的画作比喻为窗户、镜子，或可见世界及生活的直接反映。然而，与西方艺术传统有所不同的是，中国艺术家往往借助对物象的描写以表达心中对大自然之深切感受，或透露出个人在生命境界上的向往与追求。

　　曾经在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中，中国美术迎合着当权者的意志而发展，并长期发挥着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及道德实用宣教功能。可是，自从大量士人参与绘事，并使之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之后，绘画的意义便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在创作时，文人画家总是强调绘画仅仅是完善自身理想人格过程中，一种不带功利性质的业余遣兴，及一种籍以超越世俗视野的精神享受。在带着诗般意境的士人图画中，一笔一划的文化表现内涵远远超过对物象的简单再现，却体现着艺术家在书法、诗词、文学、治印等多方面的画外综合修养。

　　“运墨，有时而用淡墨，有时而用浓墨，有时而用焦墨，有时而用宿墨同，有时而用厨中埃墨，有时而取青黛杂墨水而用之……。〔郭熙《林泉高致．画诀》〕”在长期的实践中，艺术家对墨色、水份的运用达至空前成熟，并配合着变化多端的笔触及创作理论，建立起一套以文人趣味为主体的特定欣赏标准、技巧与严格的图式系统。刚才提到的山水、花鸟，彷佛成为文人水墨游戏中的特定表达符号。同时，当这些笔墨图式渐渐成为顽固习惯和传统之后，不少平庸作品表现出的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实际上已退化成为僵化的绘画程序与形态躯壳，既脱离了古人对“气韵”、“意境”等精神层面真切追求的原意，亦与现实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日渐疏远。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水墨画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造运动。有艺术家参照西方现代绘画中的造型和色彩观念，以融入国画既有的含蓄及诗意气息之中，使作品显现清新时代感的同时，又保留民族或民间绘画的鲜明特质，这种创作态度以林风眠为代表，他成功地开拓出一种以彩墨为主要元素的综合表现风格。另一方面，亦有画家主要借助西方的写实造型经验，与国画固有的书法式线条和水墨渲染艺术效果相互结合，造就出一种折衷中西风格的近代水墨新图式，徐悲鸿即为主要代表人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徐悲鸿所作的努力却让近代中国画发展添上一层浓厚的现实主义、甚至功能主义的色彩。

　　今天，假若我们希望把对水墨的本质重新确认为一种传达心灵感召的方法，并在当中发掘其无限表现可塑性的话，那么水墨创作未必就是在宣纸上对程序化效果的不断重复与演练，而是在乎能否完整地传递出创作者对当代生存状态的敏锐感知或焦灼梦中的喃喃自语。

　　对不少新一代艺术家来说，绘画在廿一世纪该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是继续保持其成为特定小圈子中的游戏话语？抑或藉以撑开一块属于个人的自主空间？还是在操纵人心的权势和巿场的诱惑面前保持自我清醒的判断？冷清的停车间、大楼天顶；挤拥嘈杂的卡拉OK、网吧；动漫、虚拟游戏中的奇异空间；五光十色的商场及踼着胶袋的行人道是青年们每天生活习惯面对的真实情境。明显地，竹石、禽鸟等绘画门类已不能满足，亦不切合大家的实际感受或表达需要。那么，绘画，特别是水墨绘画将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今年夏季，澳门艺术博物馆将首次与四川美术学院合作，邀请十二位各具特质的青年艺术家，举办了“水墨延伸──四川美术学院实验作品展”这一别开生面的活动。五月初，我在他们工作室中所看到的不是随波逐流的符号化图像作品，而是一幕幕接近真实情感的投射与自我表白：期待、无聊、孤独、受伤害、自恋、柔情、失却安全感以及若即若离的细腻人际情感联系等等。此外，我馆特意邀请了冯斌教授，以这群年青人的领羊人身份参加了今次的展出。

　　在山丘起伏的四川美术学院新园区，校方有意地保留了原生状态的两所农家棚舍及一池碧水。在用作校园绿化地带中的菜田上，农夫们手持简单工具的辛勤劳动不觉间成为了校园的亮丽风景线。要知道，在高速发展的现实环境中，拆掉三两间老旧的农舍实在太容易了，能保持一份原始的宁静却需要那份发自纯朴内心的尊重与判断。同样，在今日花花世界的眩目幻觉中，能保持对自己真实感知的确认及一份对艺术生命的真挚追寻殊不容易。

　　本次展览，我们确实看到了水墨那份剔透坦荡、变化丰富的独特感染魅力，然而，在这群年青艺术家心中，水墨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图式，亦非纯熟技巧的张扬与炫耀，更不是与现实世界脱了节的封闭圈子的游戏，而是在不断加深对丰厚中华文化的理解上，把水墨看作提炼、延伸自我触觉与情感表达的最适合方式。

　　五月十二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地震瞬间把无数生命连同滚滚尘土推向了黑暗的深渊。多少人经历丧亲之痛，多少人流离失所。面对灾难，国人放出无畏、关爱与善良的人性光芒。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面对考验与挑战之际，我们曾一度考虑将展览延期及更换选定的部分展出画作。但最后仍决定按原定的计划进行，因为这些作品中饱含了当日秒针停顿之前青年艺术家所拥有的最为真挚的气息及他们面对生活细节的一份真实情感。通过这个展出，我们希望把这种出自“天府之国”的纯朴真情作展现，但愿这个展览能作为送给四川人民的一份支持与祝福。

　　序之二
　　一所艺术院校是否拥有自己的特色，在我看来，才是判断其艺术价值和办学水准的试金石，而并非都要一味的去追求面面俱到。

　　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美术学院，从文革结束的三十余年以来，就积淀出了年轻人不断突破禁忌、勇于探索的艺术创作学统。如今，以77、78级为代表的艺术家，早已成为中国艺术界的主力军，在中国美术史上突显了其艺术价值，四川美术学院也因其创作而成就了学院的特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策源地。

　　油画如此，我们学院中国画的发展亦然。早在几年前我就提出，四川美术学院的国画要以“新国画”作为突破口，要对自身的特点有所分析和梳理，以更宏观的视野把中国画纳入“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参照和考虑，以崭新的观点来应对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新的艺术理念的发展，创作出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有时代特色的新中国画。可以说，“新国画”是四川美术学院发展中很有希望和值得重视的学科。

　　这么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以冯斌为代表的四川美术学院国画中人在各种诱惑和可能中坚守学术，执着于艺术创作，为我院“新国画”的发展做出了多种努力，延伸、拓展了中国画的领域。

　　作为中国画系主任，冯斌积极争取社会及经费支持，在系上设置多个学生专业学习的奖学金，推行教师学术成就奖励制度，促进了我院中国画学科的明显进步；作为艺术家，他在创作上身体力行，成为活跃在全国的“新国画”代表性艺术家，同时积极介入策划和组织重大的艺术活动，如连续多次成功策划、组织“成都双年展”；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冯斌与他所带的研究生共同致力于“中国画的当代可能性研究”，通过几年来的积累，初步形成了“新国画”的基本阵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相信，四川美术学院有这样的创作学统和这样一批艺术家的存在，我院的艺术特色会呈现出愈加旺盛的生命力。值此“水墨延伸——四川美术学院水墨实验作品展”在澳门举办之际，我谨代表四川美术学院，向澳门艺术博物馆和吴卫鸣馆长为我院中国画提供的展示机会表示感谢！并希望这次展览能够成为连接的桥梁，使我们可以共同期盼和努力，以开启我们学院以及我们所在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艺术与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艺术界之间相互合作交流的新篇章！

　　序之三
　　是次有幸得蒙吴卫鸣馆长法眼青睐，在他看过我们今年2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杂烩川美”展览中“图变——冯斌和他的研究生的中国画当代探索”的部分，以及亲自到访我们四川美术学院后，圈定了由我带着我的研究生们的作品，以澳门艺术博物馆之重，鼎力推演“水墨延伸”这一选题。

　　十多年来，我们这一类与传统“水墨”（近一个世纪来或曰“国画”或曰“中国画”，其实都只是名词的变换而已）面目大相径庭的绘画，不断被质疑“还要不要传统”、“是不是国画”。我自己是从学习中国传统国画开始艺术生涯的，所以我一直很理解，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时候都是以一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和决定话语意识的，于中国人，于自以为是的传统，尤甚。但是，我们又始终绕不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国画/水墨在这个并非古典的时代和世界何以为继？二是艺术不就是在不断冲破陈规和不断创新中得以扩展而生机勃勃的吗？

　　所以，国画/水墨的改变是必然的，重要的是改变什么，以及怎样改变。就我的认知而言，我认为国画/水墨的改变不应停留于简单的形式或技术的层面的改变，而是应着力于如何更新并赋予之当代意义，从自身传统的基因中生长出新的文化形态，来表征迅速发展崛起的中国新的形象。我认为这才是改变国画/水墨的要紧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身体力行着几个关键词：材料、观念、更新。我尝试从一些具体的、形而下的材料的变化开始，比如有鉴于国画/水墨的历久和庞杂而不选择使用宣纸、水墨，以期转变习以为常的国画/水墨的观念，由此可以在表现的内容、主题，以及表现的方式方法上，都有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并能反过来以新的观念带动新的方式，作用于国画/水墨的更新。

　　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在我对研究生的教学中，除了常规的练习书法、临摹古画以研习传统外，我更强调通过不断的创作过程，在对浩繁传统的学习中有自觉的选择，强调传统学习的学以致用。对于创作，我强调在表达上要有当代性，具体来说即是思想的独立性和深刻性，对内心和世界的敏感和敏锐；在表现的方式上要善于充分利用传统资源，要“智慧地”保持哪怕是些许国画/水墨不可替代的特点和特色，并由此延续和扩展国画/水墨更多更广的可能。

　　从我个人以一己之识求索开始，到如今汇集成这样的规模，我当然欣然于这初成的阵容。记得两年前当我看到几位研究生不断进步的作品时，我不无兴奋地鼓励他们，也乐观期待着有这样一个团队的成长。一次重要的展览更是他们成长的助推，也是他们把握自己、把握未来、把握成功的一次考验。这里还需要交代的是这次参加展览的李飒、吴雪莲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的研究生，难为先已圈定的“四川美术学院水墨实验作品展”的主题，可吴卫鸣馆长又难舍见爱的好画，终于找到了可算上的“理由”：我在他们读研究生时，在中央美术学院给他们上过一个月的课，2005年第二届成都双年展时我曾遴选他们参加“新人特展”。

　　能够一登澳门艺术博物馆的庙堂，首先是因为吴卫鸣馆长自己也是艺术家，具有开放而独到的眼光。吴馆长及澳门艺术博物馆同仁的敬业也使我们感佩于内。吴卫鸣馆长以及杨子健弟为这一展览遴选作品和商谈安排具体的细节，今年5月初专程到访四川美术学院。本以为四川美术学院就在四川的成都，不期是在三百多公里以远的重庆，结果往返多跑了近七百公里。聊可安慰的是这番劳顿为我们这一展览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迹。在此特别感谢吴卫鸣馆长，感谢杨子健弟！感谢为我们这一展览付出辛劳的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