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的与世长辞是书画鉴定界的损失，也是文博界的一大损失，社会各界知悉消息后深感惋惜。本报特约请三位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徐邦达有过深交的故友、学生，以讲述徐邦达令人敬仰的一生。

　　1978年10月，徐邦达与学生们在青岛博物馆鉴定书画。自左至右：杨臣彬、肖燕翼、徐邦达、杨新

念往事，忆故友

□ 谢辰生

　　我和徐邦达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我们最早相识在上海。那还是解放前，我随郑振铎先生工作，要将张绗收藏的书画整理出版，因为他的很多藏品都流散到国外去了，我们想通过出书留下来点东西。徐邦达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就算认识了，但没什么交往，仅仅见过几次面。

　　解放后，国家成立文物部门，我和徐邦达就都到北京来了，在文物处当业务秘书，那时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就熟了。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团城，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征集社会文物，每天有很多人来送东西，书画这部分都是经张绗和徐邦达过目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负责起草法律文件，但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那时挺有意思的，有东西送来，我也跟着看，在他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增长了很多知识。在我印象中，徐邦达身体很瘦弱，但精力充沛。记得北海旁边有一个小铺，饭菜真好，我们就经常去那里吃饭，打打牙祭，聊聊天，我没多少钱，都是徐邦达他们掏钱。有一天徐邦达特别高兴，收了一件黄庭坚的作品，名字我记不清了，但大家都说“不得了了”，于是就又吃了一顿。

　　经过一段时期，征集、捐献积累了很多好东西，每登记入册一批，就送到故宫一批。于是，1953年决定在故宫搞绘画馆，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故宫开办的第一个专题展馆，在筹备、建立、陈列过程中，郑振铎、张绗和徐邦达是主力，做了很多工作，可谓功不可没。这期间，为充实业务单位，徐邦达和一些同志被调到故宫工作，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了，但我经常到故宫去，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还很多。应该说，通过这些工作，在实践中见的东西多了，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功力就又丰富了，他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1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由我出面组织成立全国书画鉴定小组，这个小组集中了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熙年6位专家，我给他们做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我们计划每年上下半年各3个月，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部分私人藏家那里鉴定书画作品，设定了3个任务：鉴定、传承、出版。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很了不起的工程，一下就搞了8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更摸清了全国书画的家底。在这8年中，每年至少有半年我和徐邦达是在一块儿的，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交流，虽然很劳累，但工作得非常愉快。通过鉴定、记录、拍照等工作，最终落实了目录、图目、精品录3本书，由于出版工作是在20年后才全部完成，其间因许多事情我和徐邦达还是会经常见面。

　　听闻徐邦达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我们曾经在一起做了这么些事情。当年的七人小组，现在只剩下我和傅熙年了，他这一走，老一代人几乎已经没有了。但愿，念往事，忆故友。（本报记者云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