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照样烧（画）”
广州日报：在全集出版之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
吴：我学中国画，也学西方画，最后没有在西方留下，因为我知道只有中国的大树才能与外国较量，只有中国的举人才能和外国的举人对抗，只有中国的大地才能孕育中国艺术家。回来后，我坚持的信念是要把作品的味挖掘出来，找到符合人民审美标准的真正美。
广州日报：回顾您的创作生涯中，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触？
吴：在下放几年里，我吸取很多教训，其中重要一个就是认识到美盲不等于文盲，前者是审美缺陷，过去在农民院子写生，我常常会拿一幅并不好的作品给他们看，他们会说画得像，我再拿出一幅画得满意的作品给他们看，他们则说“美”。从这里我知道，尽管他们没有文化，但是他们不是美盲，相反很多文化程度很高的，却是知识越丰富越是美盲。
广州日报：在您的年表中，记载着两次清晰的烧画经历，一次是1966年，一次是1991年，特别是后一次把200多张作品一起烧毁，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吴：烧画是很平常的，因为我的画不是用于卖的想法，唯一的标准是艺术质量，作品如果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但我认为那还是少的，这也说明真正的艺术是不易成功的。
广州日报：这么说，在第一次、第二次烧画后，您还可能第三次烧画？
吴：照样烧。
“作品不在笔墨在灵感”
广州日报：有人说20世纪的艺术特点在于融合，而您也是中西融合的受益者，那么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之路该如何？
吴：融合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在我看来，艺术应该是没有国界的，未来的艺术必然是共性越来越多，但是民族性也不会因此丧失，每个民族艺术最终都会不同程度保持古人的特色。
广州日报：石涛是你最欣赏的画家，曾被看作是中国的凡高，那么石涛的笔墨是否能够成为百年绘画的标识呢？
吴：即便是石涛的，孤立的笔墨还是等于零，作品不在于笔墨，而在于灵感和表达的东西，不同的感受需要不同的笔墨画法，表达好了，就是好画。
广州日报：近年来，您一直在中国汉字结构研究工作，取得什么成果？
吴：我认为中国汉字结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应避免将汉字抽象化，这是违背规律的，中国的汉字是用于交流使用，字不让人懂是不行的，因为汉字最重要的是实用性。在不搞抽象化的情况下，将汉字结构搞成绘画，应该是一个有益尝试。
“很多作品都是垃圾”
广州日报：如今美术作品在市场上十分盛行，您如何看待这种繁荣的景象？
吴：回顾我88年来的历程，也是花了很多时间进“修道院”，每个人都很诚心，但真正能出来几个袁隆平那样的人呢，现在美术作品那么多，但是哪里有那么多的艺术家，相反很多都是扩招出来的学生，为了谋求生路，做出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垃圾，我常常在想如何才能让“星星之火燎原”，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是否符合审美，在于是否蕴含文化。
广州日报：你如何看待如今艺术家的培养方式，即现行的艺术教育模式？
吴：我对美术教育很失望，现在学生考美术许多都是因为美术专业文化课要求低，可以通过考美术达到上大学的目的，这是我极力反对的。真正该学美术的人应该是思想成熟，因为手是听从思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笔墨等于零”的原因，没有灵魂、没有灵感的作品，画得再好看，也不会成为历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
“其实没有那么多艺术家”
广州日报：在如今88岁高龄之际，你依旧保持高产的创作速度，仅去年一年就有将近六十多幅作品，平均每月5幅。是什么带来你创作冲动的来源？
吴：作为职业画家不能不画，虽然有时会比较困难，其实一般情况都很难产生好的作品，比如凡高，只有在激动的时候，作为象征派代表的他，才能画出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不让我的孩子学画画，因为我不希望孩子真正成才了，像凡高那样变得疯疯癫癫，我也劝很多家长不要让孩子一开始就学美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是画家，其实没有那么多艺术家。
广州日报：是什么样的生活规律能够让你萌生源源不断的创作源？
吴：年轻时写生，生活往往是无规律的，只能扛着饥饿画画，于是身体容易变形，其实真正搞艺术的，不可能规律生活，鲁迅先生当年就是这样对他母亲说。艺术在于用生命去创作，真正杰出的画家都是生活无规律。比如凡高这样的人生活就不可能规律。
广州日报：那么在如今年事已高的情况下，还会继续无规律生活下去？
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我老了，但说话依旧洪亮，不要以为我仍年轻，那是因为我的本性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