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范

如果说大师只是一架战车的话，那么，大师逝后，这架战车便会深陷在历史的泥淖里，等待着推其向前的人。作为平庸时代的推车人，崔子范自有其不同凡响处，也就自然有了崔子范现象。

其实，所谓的“崔子范现象”是指他在吴昌硕、齐白石这两架战车前，把大写意花鸟往粗、拙、朴、简的境界中更加推进了一步。如此说来，崔子范定是学富五车之人了。否则，谁又能担此大任？然而，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崔子范卷》，还是《崔子范谈艺录》等书。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崔的学养，甭说“五车”，恐怕“一车”也难说。行伍出身的老先生入伍前是农民，解放后当了官，其经历就像我们早已知道的所有那些素朴的“革命干部”一样平淡无奇。但是，1956年，国家决定建立北京中国画院（北京画院前身）时，他弃官从艺参与筹建，并由此成了职业画家。仅此一项，似乎也难说明崔子范得以推车向前的理由。那么，它又会是什么？

思来想去，或许只有“革命”二字。这就如同农民起义加速了改朝换代一般，崔子范的军旅生涯无形中酝酿了他攻坚的勇气与智慧，以及把握画面全局的能力。此外，早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以及后来的职业艺术家身份，三者归一，终于使其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于是有了眼前的崔氏花鸟——用色用墨极尽其饱，构图用线又极尽其简并富装饰效果。看来，推动艺术史前进者也未必尽是饱学之士。著名画家王有政先生告诉笔者：崔子范作品实在“吃人”。在广州的一个博览会上，国内一位颇具名头的画家作品与崔老作品并置一处时，居然一下子被吃掉了，昔日威风一扫殆尽。

不过，我也不能不说的是，由于学养的不够丰富，崔老在吴昌硕、齐白石的生、老、拙、辣之后迈出了朴茂、简致一步的同时，尚且缺乏更进一步的深度。这就使其作品中如《杏花春雨》、《艰苦岁月》类的杰作太少，多数作品在简致的同时不能免去简陋之憾。此外，为求老气，崔画亦有“鼓钉暴绽”之辨。石壶说：“画之苍老，是在稳健、准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能落笔成趣。反之，画得鼓钉暴绽，不是苍老，而是俗气。”崔老以及学崔老者当为此惊。